社会学者认为，人的行为分为经济、政治、社会、情感和信仰五类(如果强行分类)，而社会行为之所以重要，是因其旨在缓解人与人之间由功利性社交(经济行为和政治行为)所积累的不适宜性。
无独有偶，《自杀作为中国问题》提到这样一个案例：几年来，北京一个做自杀干预和预防的政府组织——“农村妇女健康支持小组”以社会组织的方式做出了不少成果。他们帮助捐赠书籍、成立图书馆、发展文艺活动，也协调心理问题和社会关系。
“现代中国有过不少改变人们灵魂的组织，但无论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机关，还是自下而上的民间组织，目的大都不是为改造灵魂，而与帮助人们获得外在利益相关。”吴飞认为，这个小组之所以特殊，与其前所未有的定位有关。不过他也同时意识到，“农村妇女健康支持小组”若要在现实中大规模推广，面临很多障碍，如必须深入地方政治结构和妇联，而各地政府官员及妇联状态千差万别等。
我们知道：就组织方式来说，此前互联网通过解放各种成本从而能在组织模式上(无论是功利性社交还是非功利性社交)节约社会资源已被证明有效；那么，在3D互联网提供的一个再造的四维空间中，有哪些要素可能促使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向更良性的方向发展而不是相反？
有必要研究一下目前全球3D虚拟互联网最成功的代表——Second Life。与3D虚拟世界的另一线索——网络游戏的发展不同，Second Life从创立开始即鼓励玩家自行创造内容并进行贩卖。截至2006年底，Second Life用户数爆炸增长至1000万。作为现实世界的延伸，这个新大陆不仅开始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同时也反映出黑手党、恐怖分子、发达的色情业及金融欺诈等弊端。
不过最新消息，3月14日，Second Life首席执行官Philip宣布辞职并转任公司董事长，原因是公司已完成一个全球用户创造和分享的虚拟世界规模，接下来，不再是小国寡民的Second Life将向新使命进军。
自称受《美国大城市的生和死》影响甚深的Philip认为,《黑客帝国》充满暴力和控制，他要建的世界不是这样。果然，早在2007年底，当时机成熟(用户规模和需求)，Philip即重新定义公司使命──“链接每个人到一个可以改善人的生存境况的在线世界。”而此前，其已通过年龄验证、关闭赌博、色情行业、虚拟金融业等措施净化Second Life的社区环境。
客观来说，这是Philip减低Second Life商业风险的一种手段，但是，如果我们回顾2D互联网的历史，即会发现：色情、赌博、知识产权纠纷、网络交易欺诈等问题的解决，同样也是通过现实法律、政府、运营商和用户之间，不断自我调整形成管制的规则。
关于这种各种力量博弈之后的自我纠正，二维互联网的新秀Facebook是一个好例子。
2007年，初出茅庐的Facebook大获成功，业内人士认为，两个条件十分重要：其一，Facebook抓住了新需求，即针对人际网络提供服务(Google价值在为用户提供客观信息)；其二，强调用户现实中原有人际关系，避免用户盲目扩张陌生人脉导致的体验失衡有关，此后，其为竞争所需进一步开放系统集思广益，实际也体现了互联网“自由、分享”的精神或者说人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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