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背景下，吴飞走进了农村。他说服了华北一个县医院急诊室的大夫，去访谈一些已脱离危险的自杀未遂者。第一个对象，是喝了几口氧化乐果的妇女。
她说，三年前，她开始去一个寺庙烧香，但吴飞还没听明白烧香和她喝药有何关系时，亲戚邻居陆续进入。她娘家的一个姑姑听到她讲烧香的事，就纠正说，那是两年前，不是三年前；随即，又引起她婆家一个亲戚的反驳。之后，她床头的娘家人和婆家人就此大吵起来。前来探访的街坊邻居很快认为吴飞是麻烦制造者：“你是这里的大夫吗？大夫有问这种问题的吗？”“家务事，你管得了吗？”结果，还没弄清为何一个细节会如此敏感，吴飞已被狼狈赶出病房。
就吴接触到的田野调查：中国农村自杀大部分发生在触及百姓一些隐秘问题的家庭关系中，如夫妻、婆媳、父母子女和兄弟姊妹间的争吵等；要命的是，这些事即非公粮纠纷导致的命案，也很少有男女地位不平等导致的自杀，而是一个又一个琐碎的故事，甚至一半以上发生在本来关系很好的家庭中。
如两口子因小事争吵，丈夫开始嚷嚷要喝药，妻子也不示弱，说“药就在这里，你敢不敢喝”，于是，丈夫拿起就喝；又如一对夫妻拌嘴，丈夫说：“我喝药你敢不敢喝？”妻子也不示弱：“我为什么不敢喝？”丈夫喝下一口，含在嘴里，而妻子举起瓶子就咽了下去；还有一个孩子迷上网络游戏，在母亲又一次把屡教不改的儿子从游戏厅中揪回时，她对儿子的发誓已不再信任，把笤帚疙瘩打折了也不解气，一冲动就喝了农药……
读到这里，我想起去年5月《新周刊》发布的《中国单身报告》。其中有一些类似案例：2007年，河南一位44岁的妻子因嫌丈夫(结婚已20年)买的豆芽有点粗，便拉着丈夫去离婚(不到10分钟又复婚)，“原因”一栏，他们填上了“性格不合”；还有广州一对“冲动夫妻”，45天内就离婚两次。
“为何这么多家庭在发生闹剧，这么多人因没什么大不了的琐事以命相拼？”吴飞问：“这么多闹剧凑在一起，难道不构成中国农村社会的悲剧？中国人是否已陷入拿生命当儿戏的地步？”
对不相信上帝存在的中国人来说，现代西方自杀学无法解决问题。现代西方自杀学话语由“存在”(be)与“善与恶的纠缠”两部分构成。吴飞随后认为：当中国文明与西方自杀学相遇，最根本的认知困难产生于中国人对“存在”的接受，而非“善、恶”之争的理解。
这也符合我在校园中读到的中西方文艺观。西方美学中，“悲剧”通常指向主角与命运的抗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而中国古典美学中的“悲剧”更多指主角与社会恶势力的抗争(关汉卿《窦娥冤》)等。另一个可以说明的例子是，《命运交响曲》与《二泉映月》。
换言之，中国文化中既没有一个至善的上帝，也没有一个附着了基本善恶观的“赤裸生命”。虽古有如屈原、伯夷、叔齐的自杀与管仲的不自杀都曾被争论不休，但争论核心都非加缪所说“尘世生活值不值得过”、“自杀是否应该”，而是如人臣应如何尽忠和保节，即什么情况下自杀可能重于泰山，什么情况下轻于鸿毛等。
由此，吴飞指出，如何理解中国文化中普通人的生命观念及生命中的善恶冲突，是理解中国自杀问题的关键。他认为：中国文化对生命的基本观念和人性的基本涵义并非静态存在，而是一个过程，是一种“过日子”(对应“存在”)和“做人”(对应“善与恶的纠缠”)，而“过日子”和“做人”必须在家庭成员的互动中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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