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困顿的拯救与3D虚拟互联网

去年6月，我从赫尔辛基转机欧陆，一位芬兰导游告诉我，他弟弟是外科医生，几年前不幸死于自杀；芬兰是全球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等。

　　人为什么自杀？这让人好奇。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把自杀说成是唯一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弗洛伊德也认为正是普遍存在的自杀才使他开始思考死的本能(“爱”无法解释人的一切本能)。如果我们承认，生命首先是一个独立存在，自杀作为一个问题本身具有独立意义，那么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它都无法不引起我的兴趣。于是，我们聊起了迪尔凯姆(旧译涂尔干)。

　　芬兰地跨北纬60度至70度间，冬季北极圈以北有51天黑夜，夏季有长达71天的白昼；而《自杀论》中，迪尔凯姆用翔实数据推论了自杀与昼长的直接关系——人类的社会活动因白昼延长而大规模展开，从而使各种外来潮流(社会失范)通过影响不同人的弱点使自杀行为加剧。

　　半年之后，因阅读吴飞的《自杀作为中国问题》，我的兴趣又被勾起。我注意到，中国自杀问题与中国社会变迁中体现出的各种复杂性问题一脉相承。换言之，在此中国又一次显示了黑格尔语“中国是一切例外的例外”。

　　与西方更多集中于城市、男性和精神疾病(即“不正常”，至少有90%)不同，中国自杀则多集中在农村、女性和非精神疾病(只有63%患有精神疾病)。同时，中国自杀问题似乎也缺乏现代西方自杀话语中的一些根本环节，既不能从迪尔凯姆的经典社会自杀理论中获得解释，也不能从宗教、哲学或精神医学中洞悉。

　　如今，西方精神疾病或自杀模式已通过西方理性进一步渗透到变迁中的中国。爱默生说，如果一件事真发生了，它一定不是在发生那一刻发生，也不会在结束那一刻结束。自杀当然也是一个很有文化意味的命题。于是，我忍不住想做一次虚妄的追寻。

　　我想知道，如Second life这样首次将人类沟通的书写、口语和视听模式融合，从而重新捏合了人类心灵不同向度的3D虚拟社会，是否可能带领我们走出精神困顿。换言之，3D虚拟社会在为人类提供更多商业机会的同时，是否有可能承载更多的人文和社会意义？

　　自杀作为中国问题

　　自杀作为一个中国“问题”被“发现”，始于2002年。

　　其时，加拿大医生费力鹏与中国同事在国际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中国自杀率：1995年-1999年》，指出中国自杀率已达十万分之二十三。至此，由于高自杀率及一些特殊自杀模式，自杀成为继艾滋病后全球关注的又一个中国问题。

　　部分学者争议，中国抑郁症者远比想像中严重，因此中国自杀也属精神医学问题；或农药烈性和医疗条件恶劣无意造成了中国自杀率高的假象；或中国年轻妇女自杀率高，是因其社会地位仍然低下等。